文︱陆弃

当今中国，少子化和老龄化的危机正在快速逼近，人口负增长的现象在全国范围内蔓延。10月28日，国务院发布了《关于加快完善生育支持政策体系推动建设生育友好型社会的若干措施》，试图通过生育、育儿、教育、住房、就业等多方面的支持，全面激励年轻人增加生育意愿。然而，在严峻的生育形势下，这些政策是否足够？单靠现有的补贴方案能否扭转生育率不断下滑的危机？从实际情况来看，想要打破当前低生育率的僵局，所需的支持力度恐怕远远不止于此。

从江西省上犹县的政策看，地方政府正积极“砸钱”来鼓励生育。上犹县为二孩家庭提供7000元的一次性奖励，三孩家庭提供13000元，并配有托育补贴、购房补贴等额外支持。如此大力度的补贴，对于经济条件有限的县级城市来说可谓倾尽全力。然而，财政负担让地方政府难以持久，真正要扭转生育率低迷的局面，显然需要更加系统、持久的支持。上犹县的人口形势之严峻只是全国人口危机的一个缩影。数据显示，2023年上犹县的出生人数仅为1934人，而死亡人数达3339人，常住人口减少超1400人。人口危机的严峻性，已不再只是数据上的变化，它影响着教育、经济、社会发展的方方面面。

全国范围内，类似上犹县这样面临人口自然减少的地区越来越多。江西省常住人口在2023年减少了近13万，出生率不断下降，死亡人数不断攀升，人口危机的全面爆发指日可待。并且，人口负增长的现象不止局限于经济欠发达的三四线城市，已经蔓延至一线城市。北京、上海、广州、深圳等大城市的幼儿园人数在近两年内连续下降，北京2023年在园幼儿人数减少了5.2万，广州减少了3.5万。学区房的价格暴跌，更是反映出少子化的严峻现实。

今年以来，中国的教育系统逐步显现“学生荒”迹象。2023年，全国共有各类学校数量减少2万多所。这种情况在学龄前教育尤为显著，江西、河南、东北等地幼儿园人数显著减少，教育系统收缩进一步加剧了人口流失的恶性循环。全国各级各类学校学生人数减少也意味着，未来几年内的青少年人口规模将继续收缩。这一严峻现实反映出当前的鼓励生育政策远未达到预期效果，如果不加以调整，未来的劳动力供应将面临更大的挑战。

与其他国家相比，中国的生育支持力度显然不够。日本每月为0岁至3岁的孩子提供1.5万日元津贴，为3岁至高中毕业的孩子每月提供1万日元补助。新加坡则实施“婴儿奖金制”，不仅在生育初期提供奖金，还设有儿童发展账户，由政府和家长共同投入，为家庭提供长期的育儿支持。反观中国，现有的补贴政策大多仅对二孩及以上家庭提供支持，且补贴周期仅限于孩子3岁以下，明显无法应对长期抚养成本。事实上，抚养孩子的经济负担集中在学龄阶段，单靠短期补贴根本无法减轻家庭的长期抚养压力。

那么，年轻人不结婚、不生育的深层原因究竟是什么？高昂的生活成本无疑是主因之一。数据显示，中国家庭抚养一个孩子的成本高达人均GDP的6.9倍，全球第二，仅次于韩国。然而，中国的鼓励生育政策却不见成效，补贴力度难以覆盖实际的养育成本。深圳为二孩、三孩家庭提供的2000元至5000元补贴根本无法解决现实的养育难题。要让年轻人敢于生育，政府必须出台更加系统化、切实有效的经济支持措施，否则一切政策都将流于形式，无法逆转低生育率带来的危机。

在中国东北地区，人口负增长和“学生荒”早已成为常态。以黑龙江省为例，2023年小学在校生人数较2012年减少了80多万人，学生人数逐年锐减，tp钱包导致教育资源大量闲置。人口流失和低生育率的相互作用，使东北成为人口危机最先爆发的区域。黑龙江的困境并非孤例，全国范围内的新生儿数量已经在逐年减少，2023年新生儿数量仅为902万人，创下1949年以来的最低值。教育部统计显示，2023年全国幼儿园在园幼儿人数减少了534万，学龄前教育规模迅速缩小。面对这样的“学生荒”，各地幼儿园、小学的招生人数和数量不得不减少。教师队伍和教育资源在这种趋势下，也将面临严重的结构性失衡。

全国性的人口负增长给教育系统带来了深远影响。不仅幼儿园在园人数急剧减少，学区房价格也遭到重创。以深圳为例，过去五年，深圳顶流学区房的成交价从高点的13万元/平米暴跌至如今的9万元/平米，广州、上海的学区房也未能幸免，价格直线下跌。价格下跌的背后是需求的萎缩，学龄儿童的减少直接影响了教育资源和学区房的市场需求。曾经火爆一时的学区房神话，如今正被少子化的现实击碎。房价的降温反映了学区需求的下降，这一趋势在未来几年将进一步加剧。

与日本、韩国等国家相比，中国的生育支持力度确实需要进一步加强。日本、新加坡等国家针对生育、育儿提供的补贴不仅延续时间长、覆盖范围广，且力度极大。这些国家的经验表明，长期、持续的经济支持才能有效缓解育儿成本，激励年轻人选择生育。然而，中国现行的生育支持政策存在明显的局限性。第一，现行补贴政策仅对二孩及以上家庭有效，这显然不能鼓励生育一孩的年轻人；第二，补贴周期短，通常仅限于孩子3岁以下，无法覆盖高昂的学龄教育和成长成本；第三，补贴金额偏低，缺乏吸引力，难以实际改善年轻人的经济状况。相比之下，日本为每个孩子提供长达18年的补贴支持，育儿家庭能够获得持续性的经济帮助，形成了强大的政策拉动力。

要改变当前低生育率的困境，政府必须采取更加大胆的措施。首先，生育补贴政策应扩大至一孩家庭，取消生育补贴的门槛，从一孩开始实施全覆盖补贴，鼓励年轻人迈出生育第一步。其次，生育补贴政策应延长至孩子学龄阶段，持续提供经济支持，减轻家庭的教育负担。第三，补贴力度应进一步加大，将目前的补贴金额提升到一个实质性的水平，真正达到减轻育儿成本的目的。

住房、就业、教育等方面的扶持政策也是必不可少的。当前高房价和低就业率是年轻人不敢生育的重要原因之一，政府应在住房和就业方面提供更多支持。例如，对育儿家庭实行购房优惠，提供专项贷款，或通过租房补贴帮助年轻家庭减轻住房压力。同时，政府应加大对年轻人就业的支持，特别是对于符合生育条件的年轻人提供更多就业保障，让他们在经济上有足够的稳定性来养育孩子。

从全球范围来看，当前的人口问题已不只是个别国家的困境。日本、韩国、新加坡等东亚国家早已面临人口负增长带来的巨大冲击，中国的少子化趋势与这些国家类似，但相比之下，现有政策措施还远远不够。为此，中国需要借鉴国际经验，并结合自身国情，形成系统性的生育支持政策。这不仅包括经济上的补贴，还需要从婚姻、教育、住房、就业等多方面入手，打造真正“生育友好”的社会环境。

未来的中国需要更大的政策魄力和决心，才能从根本上缓解生育危机。对比日本、新加坡和欧洲一些发达国家的生育政策经验，中国现行的生育补贴还停留在低水平、短期性的表层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