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号的变更究竟意味着什么？701年大宝律令的制定标志着律令国家的建成。日本通过标榜日本是一个新的国家，希望化解7世纪后半叶形成的唐与倭国间的紧张关系。这一点从《旧唐书》分设《倭国传》与《日本传》亦可看出。白村江之战以来，倭国与唐一直处于准战争的状态，此后国交断绝。此次，日本致力于构筑两国间全新的和平、安定关系。

进入8世纪，日本每二十年左右，派遣一次遣唐使。唐朝认可日本不接受册封的“不臣”外夷地位，两国间开始展开和平的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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律令国家与隋唐文明

[日] 大津透 著

刘可维 译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24年9月

“日本”的出现

大宝元年（701）正月任命第七次遣唐使，四月遣唐使朝拜，五月文武天皇授予担任遣唐持节使（位在大使以下的四等官之上）的民部尚书粟田朝臣真人节刀。由于天气的原因，此次遣唐使最终于翌年六月出发。《续日本纪》收录有庆云元年（704）七月粟田真人归国之际提交的报告（副使巨势邑治于庆云四年归国，大使坂合部大分随此后养老年间的遣唐使归国）。

有人，来问曰:“何处使人?”答曰：“日本国使。”我使反问曰:“此是何州界？”答曰:“是大周楚州盐城县界也。”更问：“先是大唐，今称大周。国号缘何改称？”答曰:“永淳二年，天皇太帝崩。皇太后登位，称号圣神皇帝，国号大周。”问答略了。唐人谓我使曰：“亟闻，海东有大倭国，谓之君子国。人民丰乐，礼义敦行。今看使人，仪容大净。岂不信乎。” 语毕而去。

三十年以上中断后派遣的大宝遣唐使使用了“日本”的国号。其到达楚州盐城县，当地唐朝官员对遣唐使展开调查。唐朝官员虽然听闻过大倭国的使节，但似乎未能理解遣唐使有关国号的说明。

《旧唐书》分置有《倭国传》与《日本传》，将其理解为两个国家（《新唐书》仅见《日本传》）。《倭国传》的记事截止到贞观二十二年（648），而《日本传》从长安三年（703）即此次遣唐使开始记载。此外，关于“日本”国号的由来，《旧唐书》列举了“日本国者倭国之别种也。以其国在日边，故以日本为名”“倭国自恶其名不雅，改为日本”“日本旧小国，并倭国之地”三说，并述及“其人入朝者，多自矜大，不以实对，故中国疑焉”。对于更改国号的理由，粟田真人似乎顾而言他，而唐朝方面并未接受他的解释。

“日本”原本意为太阳升起之处 ，“在日边”（《旧唐书》）的表述恰如其分。与推古朝国书“日出处”的记载相同，其与祭祀“天照”太阳神的天皇家密切相关。不过，从日本国内而言，太阳是从更东边的地方升起而非日本列岛。吉田孝氏曾指出上述说法在平安时代就被当时的贵族所质疑。承平六年（936）在解释《日本书纪》的记录中，有如下的问答。

参议（纪淑光）又问云:“倭国在大唐东，虽（(从唐朝）见日出之方，今在此国见之，日不出于域中。而犹云日出国欤?”博士（矢田部公望）答云:“……然则唐朝以在日出之方，号云日本国，东夷之极。因得此号欤。”

日本国土位于世界东端的认识源于以中国为中心的视野，由此获得日本的国号。根据祢军墓志，日本是原本意为东方、极东的一个名词（参见后文）。

尽管如此，作为正式宣布变更国号，以上的理由充足吗？东野治之氏指出《史记正义》“岛夷”条注释有“武后改倭国为日本国”“倭国武皇后改曰日本国。在百济南，隔海依岛而居。（中略）此皆扬州之东岛夷也”的记载。《史记正义》是由张守节为《史记》撰写的注释书（《史记》三家注之一），完成于唐玄宗开元二十四年（736）即日本的天平年间。武后即武则天，前揭《史记正义》记载的是距离开元年间仅三十年前的情况。由武后确立日本国号的记载，可证实是大宝时期的遣唐使向中国转告的日本国号。即使日本没有接受册封，新国号也必须经过中国皇帝的承认。《史记正义》记载了武后对于日本国号的认可。

本质上，国号是在对外场合中发挥作用的。基于这一点，可以说日本国号的确立是在其朝贡的703年。那么，日本国号在国内始于何时呢？《日本书纪》记载天武三年（674）三月对马献银一事时述及“凡银有国，初出于此时”。这里称为“倭国”。关于制度层面上日本国号究竟始于飞鸟净御原令，还是大宝律令的问题，吉田孝氏推测应为前者。吉田氏认为“日本”表现的是王朝的名称。如此一来，经过壬申之乱这样一场革命，可以认为天武、持统开辟了新的王朝。而新的王朝名称正与此相应。

大宝遣唐使

——致力于缓解紧张的国际关系

为防御新罗、唐修建的鬼之城，此为复原后的西门

大宝遣唐使肩负着请求唐朝承认日本国号的任务。《旧唐书·日本传》关于粟田真人，着重记载：

长安三年，其大臣朝臣真人来贡方物。朝臣真人者，犹中国户部尚书。冠进德冠，其顶为花，分而四散。身服紫袍，以帛为腰带。真人好读经史、解属文，容止温雅。则天宴之于麟德殿，授司膳卿，放还本国。

粟田真人端庄的举止在正史中留下特别的记录。正因如此，则天武后颇为关注真人，甚至在长安大明宫麟德殿赐宴。日本国名的变更之所以顺利获得认可，可能也与此有关。关于白雉四年（653）第二次遣唐使中的学问僧道观，《日本书纪》载其为“春日粟田臣百济之子”。写本《日本书纪》中还附有“俗名真人”的注释。吉田氏认为粟田真人的举止之所以能令唐朝官员感到震惊，与其此前的留学经历有关。粟田真人在归国后还俗，曾作为律令官员活跃于日本朝廷，其同样是大宝律令的编纂者之一。

此次遣唐使中的僧弁正在长安写下五言绝句《在唐忆本乡》。

日边瞻日本，云里望云端。

远游劳远国，长恨苦长安。

——《怀风藻》第二十七

这首汉诗采用每句第一字、第四字同字的写作技巧。甑两句表现出所谓“日本”意为从唐朝所见的“日边”。

此外，tp钱包官网遣唐使少录（四等官）山上忆良亦写有《在大唐时忆本乡作歌》。由于题材相同，可能同是在宴会上歌咏的诗作。

来吧伙伴们 早日返回日本 大伴御津的海岸 松树在思恋等待吧

——《万叶集》卷一·六三

对于前两句，日本的国文学者多将其训为日语“早く大和へ”（日本古典文学大系等著作）。然而，忆良在这里应是充满感慨地使用了“日本”一词。虽然由于这是首和歌，可将其训为“大和”，但还是应按照原文作“日本”，如此更符合忆良的本意。吉田孝氏甚至认为如果将其写作“大和”，将是忆良的不幸。大宝遣唐使中的两位成员在唐朝使用“日本”创作汉诗与和歌，展现了其肩负的使命。在当时入唐的学问僧中，道慈因特善三论而受到奖赏。道慈驻留唐朝长达十六年，归国后成为律师，倾力于大安寺的营建。同样流传有其在唐所作五言绝句。

国号的变更究竟意味着什么？701年大宝律令的制定标志着律令国家的建成。如对此展开考察，有必要结合派遣遣唐使的背景。当然，认为遣唐使曾携带本国律令向唐朝展示的观点难以成立。日本通过标榜日本是一个新的国家，希望化解7世纪后半叶形成的唐与倭国间的紧张关系。这一点从《旧唐书》分设《倭国传》与《日本传》亦可看出。白村江之战以来，倭国与唐一直处于准战争的状态，此后国交断绝。此次，日本致力于构筑两国间全新的和平、安定关系。

进入8世纪，日本每二十年左右，派遣一次遣唐使。东野治之氏曾引用9世纪天台山国清寺僧人维蠲“约二十年，一来朝贡”（《唐决集》所载维蠲回答延历寺圆澄的提问，收录于向台州刺史请求许可的书状中）的言论，揭示了唐与日本约定每二十年派遣一次遣唐使。这个约定恐怕是大宝遣唐使之际缔结的。8世纪以降，唐朝认可日本不接受册封的“不臣”外夷地位，两国间开始展开和平的交流。这正是粟田真人等人努力的成果。

祢军墓志中的“日本”

祢军墓志拓本

2011年西安出土了百济贵族祢军的墓志。这是有关7世纪后半东亚情势的新出史料。祢军墓志中可见到“日本”二字，以展现日本国号的成立，在媒体上引起了热议。根据墓志，祢军在百济被唐灭亡后的显庆五年（660）出仕唐朝，仪风三年（678）六十六岁之际去世，葬于雍州乾封县(长安近郊)。

去显庆五年，官军平本藩日，（中略）授右武卫浐川府折冲都尉。于时日本余噍，据扶桑以逋诛；风谷遗甿，负盘桃而阻固。（中略）以公格谟海左，龟镜瀛东，特在简帝，往尸招慰。

公布此方墓志的王连龙氏将其中所见“日本”视为日本国号的早期用例。如前所述，《日本书纪》有关白村江战败后天智四年（665）九月唐朝派遣以刘德高为首的大规模使团的记载中可见“等谓，右戎卫郎将上柱国百济祢军、朝散大夫柱国郭务悰”。《善邻国宝记》载有作为此前天智三年的使者“百济佐平祢军”。招慰“日本余噍”即指此祢军出使倭国。如此一来，天武朝之际已经形成了日本的国号。那么，果真如此吗？

正如东野治之氏在墓志刚公布后批判的那样，将“日本”视为国号过于武断。此方墓志中完全没有使用包含百济、高句丽在内的任何国号。在唐朝“日本”“日域”“日东”不仅指日本，亦可指新罗。“日本”是在中国看来太阳升起的极东之地。“日本余噍”应指百济遗民，“风谷遗甿”指高句丽遗民。东野氏认为“格谟海左”以下部分应叙述的是派往倭国担当外交事务的内容。葛继勇氏认为“海左”“瀛东”同样不是日本，而是指朝鲜半岛。墓志中并未涉及出使倭国的内容。葛氏的观点是正确的。可以对相关记载作如下解读：祢军身为百济贵族，在百济民众中声望颇高。作为占领百济的策略唐朝借助其声望，将祢军派往百济故地活动。《三国史记》记载670年祢军作为熊津都督府司马被派往新罗，并在新罗被拘留。

百济灭亡时，义慈王之子扶余隆作为俘虏被送至洛阳。此后在白村江之战中，扶余隆依附于唐朝一侧参与战斗。唐任命其为熊津都督，放还本国。扶余隆的墓志（1919年出土于洛阳）记载面对“马韩余烬，狼心不俊”，作为熊津都督的扶余隆“招携邑落”。与祢军的情况相仿。“日本余噍”正对应于“马韩（百济旧名）余烬”。

面对百济遗民依靠扶桑（指倭国）逃亡、抵抗的状况，唐朝派遣祢军至百济故地。“日本”国号的意思原本是指东方、极东的普通名词，天武朝时期（678）并未将其作为国号。通过祢军墓志反而可以确认这一点。

祢军墓志中还有“遂能说畅天威，喻以禑福千秋。僭帝一旦称臣，仍领大首望数十人将人朝谒，特蒙恩诏授左戎卫郎将”一段内容难以解释。祢军因说服“僭帝投降唐朝的功绩，被授予左戎卫郎将。这里的“僭帝”指谁呢？

《三国史记》记载672年新罗文武王派遣谢罪使与扣留在国内的祢军等唐人与武将，一同到达唐朝。李成市氏指出前述祢军墓志的内容正对应这一记载。将新罗王称为“僭帝”，展现出唐与新罗关系的恶化。然而，《日本书纪》记载天智四年（665）九月被派往国时，军的官职为“右戎卫郎将”（正五品上）。由于这里的“右”当为“左”字之误（如果是从“右戎卫郎将”迁到“左戎卫郎将”，其官品相同，实际未构成恩赏），因此前述祢军墓志有关“僭帝”部分的记载当在天智四年以前。此后，祢军迁至“右领军卫中郎将”（正四品下）这是伴随670年左右戎卫改称左右领军卫时，其获得的晋升。所以，将“僭帝”部分的记载推定发生于672年，显然太迟了。还有观点认为墓志相关记载指的是身在倭国的百济王善光接受来使祢军的游说，取消王号，百济的王族、贵族向熊津都督府投降之事。不过，百济王善光并未被带回，而是被安置于难波，并且此后一直生活在倭国。可见，上述观点亦完全不能成立。

《日本书纪》已记载祢军担任“左戎卫郎将”，因此墓志记载的是其到达倭国之前的事情。如要取得功绩，最可能的是在663年白村江之战期间。“僭帝”有可能是指被倭国册封的百济王丰璋。很难将“一旦称臣”的志文理解为丰璋最终投降（实际逃亡了）。前述记载抑或可能指《旧唐书·百济传》等史料记述的“伪王子扶余忠胜”投降一事。有关这一问题，愿请教诸方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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